人们在传统文化中渴求一种“归属感”，实际不过是期望重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它无法一蹴而就，只“待缓缓归矣”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作为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已成功举办四季，从2016年起，每一年都会成为家人们共同坐在电视机前的期待，成为现实生活中与虚拟网络上的双重谈资，成为一个引起人们不断深入分析、探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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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词大会》策划人之一靳智伟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电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为第四季节目的嘉宾，杨雨说，文化类节目的百花齐放，给普通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声音，“通过融媒体传播，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四季节目以来，《中国诗词大会》的参赛者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几岁的孩童，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外国友人。而纵观它产生的冠军，有从小在书香中熏陶的“00后”中学生武亦姝，有北大的工科博士陈更半岛官方体育，也有看似与诗词毫不相关的外卖小哥雷海为。

　　送外卖的工作很忙，但雷海为从未放弃对诗歌的热爱，等餐、等红灯、睡觉前……只要一有空闲，他就掏出手机背诗，“背一首，我就开心，一天没背，就觉得少了什么”。

　　如今，他拒绝了多家企业的邀约甚至是百万年薪，做着和诗词相关的工作。令他感到开心的是：“一次，有一个大姐认出我来，拉着我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她说她之前不怎么看诗，但受了我的影响，现在每天都在看诗。”

　　在第四季节目中，令杨雨印象最深的是年龄在12岁以下的少儿团成员。节目呈现出来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录制七八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录制，连大人都会觉得很疲劳，“但是那些孩子的竞技状态和饱满的情绪始终能够保持到最后”。

　　杨雨还发现，所有上场的少儿选手都是落落大方，毫不怯场，“‘腹有诗书气自华’，十来岁的孩子们能这般侃侃而谈，胜或败都很从容。我觉得诗词无形之中已经在影响他们气质的形成。”

　　在《中国诗词大会》之前，没有人能想象一个外卖小哥和一群孩子有多么爱诗，那位大姐或许也难以想象自己是会爱上诗的。

　　“诗心”本是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如何在应试教育体制中，以孩子人格、修养的长期培育为出发点，真正做好诗词、做好传统优秀文化的美育？

　　爱诗的人一直都在。许多地方都有民间诗社，在这个小圈子里，爱好者们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然而，在互联网媒体介入之前，这些小圈子几乎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甚至都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存在。

　　而通过全媒体多渠道、多方式的传播，使得《中国诗词大会》等这类公众媒体文化节目的产生和走红有了基础，既为节目的口口相传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也为那一群热爱诗词的人打破了彼此之间交流的藩篱。

　　“原来跟我一样爱诗的人有那么多，而且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通过电视平台、网络平台、自媒体平台的联动，这股“星星之火”终于得以蔓延，“有了平台去释放自己，你就会发觉自己并非异类，会变得更加自信”。

　　杨雨认为，融媒体正在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带来一个最好的时代。“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专家也有不同的阐释，大众接收到不同的声音，才会做出自我判断，从而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的收视率仅次于当天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微博相关线万。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种“文化狂欢”也是公众处于全媒体时代之下“文化选择自由”的缩影。

　　有人说，从《百家讲坛》到汉字听写大会，再到如今的诗词大会，这些被誉为“综艺清流”的文化盛会热潮一阵阵随风而逝，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淡漠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更有人质疑《中国诗词大会》的实质只是“背诗大会”，形式大于内容。“但你不去背、不去记，它不可能内化为你的知识体系。就像我们吃东西，你必须通过咀嚼咽下去才能消化，不是吗？”杨雨说。

　　实际上，《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定位的观众群体正是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功能也只是定位在普及和推广的层面。对于一档全民娱乐的文化综艺节目来说，对其文化功能过高的期待，反倒显得有些“操之过急”。能够让那么一些人在每周末的晚上放下手机，唤起他们对诗词、对传统文化一丝美的感受，唤起他们的文化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已算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杨洪涛接受采访时曾说：“文化类节目主要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脉，它的兴盛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和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它火爆的本质不在于深入，而在于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正确地理解和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古诗词浩如烟海，泽被深远，其中的情味、意味、韵味饱含了汉语自古以来特有的魅力，而诗词本身包罗万象，文学、音乐、历史、艺术、建筑等都是它的“打开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比喻“诗词简直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传承密钥”。

　　而当许多人开始探讨这类节目如何带领广大民众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归属感时，杨雨却说：“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人已经从传统文化当中溢出去了，只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会有变化。既然从来没有出去过，又何谈要找回归属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也说：“中国文化没有断流，也不应该断流。”

　　我们渴求一种“归属感”，实际不过是期望重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它无法一蹴而就，只“待缓缓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