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如何保护、宣传与研究这座屡遭劫难的世界艺术圣地成为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状，中国近现代名人于右任先生发出了“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的强烈呼吁。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感叹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此背景下，于右任、张大千、高一涵、向达、常书鸿等一批有识之士不仅积极保护与研究敦煌文物，而且联合起来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旨在全面保护与研究敦煌莫高窟。

　　如今，当我们回顾百余年的敦煌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实际上是一部一代又一代“敦煌守护人”保护、宣传与研究敦煌石窟的历史。而在此历史进程中，甘肃近代著名学者张维也是其中一位值得关注的重要学者。

　　张维（1890年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甘肃临洮人，清朝宣统元年己酉科（1909年）拔贡，任学部书记官。入民国，任国会议员、甘肃省政务厅长、甘肃省参议会议长等职。张维是甘肃近代著名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历史学家，毕生以搜集、整理与研究西北地方文献为己任，著有《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等传世之作。其中，《陇右金石录》曾被国民政府列为国际交换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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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后，起初并未引起清政府与学者的重视，故而惨遭西方探险家与当时贪腐官吏的劫掠与破坏。直至1909年，法国伯希和将敦煌经卷携至北京时，这些“劫后”经卷引起了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关注。他们恳请清政府下令甘肃地方督抚封存藏经洞，并将劫余经卷解往北京学部图书馆保存。也正是在此时，担任学部书记官的张维见到了这些精美的敦煌经卷，并“参与接受、管理的任务”（张令瑄、马皑明著《张鸿汀先生与〈敦煌访古图〉》一文）。面对来自家乡的精美经卷，年仅20岁的张维在感叹敦煌文物的坎坷遭遇之际，不仅心生“敬慕”之情，而且坚定了为保护、宣传与研究敦煌石窟奉献一生的信念。

　　民国初年，张维返回兰州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敦煌经卷，曾三赴河西考察敦煌莫高窟。1940年，张维第三次考察敦煌莫高窟返回途经武威时，前往拜访好友、甘肃近代著名书画家范振绪，为其讲述敦煌莫高窟的坎坷境遇与现状。在交流中，张维请范振绪绘制《敦煌访古图》画卷。1941年，范振绪绘制完成之后，张维将此图带回兰州，并邀请张大千、于右任、高一涵、冯国瑞、曹经沅等著名诗人题咏。

　　经仔细考证相关史料可知，《敦煌访古图》及其题咏其实是张维有意制造的一个“文学事件”。张维通过《敦煌访古图》绘制及题咏的征集，从而介入保护、宣传与研究敦煌石窟的历史进程。

　　此外，1941年于右任赴西北考察，在时任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的陪同下至敦煌，并与当时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举行中秋雅聚。在雅聚中，针对敦煌藏经洞现状，于右任、张大千、高一涵等有识之士提出设立专门机构来保护与研究敦煌石窟的建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久，国民政府成立筹备委员会，任命高一涵为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而此时，张维正在为《敦煌访古图》征集题咏，于右任半岛官方体育、张大千等人在鉴赏此图之际,大家纷纷题诗歌咏。张令瑄先生在《张维先生兰州故居》一文中写道：“名画家张大千游访西北，多次与先生晤谈，先生极力主张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且“（张大千）为范振绪先生所画鸿汀先生《敦煌访古图》长卷题诗两首”。由此可见，张维此前已有设立专门机构保护与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实现，此时借助请张大千、于右任、高一涵等人鉴赏题诗之际，与其探讨交流，并“极力主张”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与此同时，张维受高一涵之聘，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具体工作。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此，张维通过《敦煌访古图》及征集题咏这一“文学事件”不仅凝聚了近代学人保护敦煌石窟的共识，而且推动了保护与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进程。

　　1909年，张维在北京学部目睹了敦煌藏经洞的“劫余”经卷之后，不仅三赴敦煌考察，而且通过《敦煌访古图》的征集题咏制造“文学事件”介入敦煌学史。更重要的是，张维还有编撰《敦煌丛书》的研究计划。张维之子张令瑄先生在《甘肃张鸿汀先生遗书提要》中写道：“家君子又欲集中外学者有关敦煌文献著作，辑为《敦煌丛书》五十余种，惟未及厘定目次。”此外，张维之子张令琦先生在《致顾颉刚信中所列张维先生部分遗书目录》中于“拟著各书”中也列有《敦煌丛书》，并云：“（张维）拟辑中外人士有关敦煌石室各书为一总汇，尚未拟订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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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张维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且为了进一步推进敦煌学研究，拟将中外学者关于敦煌学的著述汇为一编。但令人惋惜的是，天不假年，张维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学术事业，就带着未竟之遗憾永远离开了人间。

　　张维一生心系敦煌，守护好、研究好莫高窟，是他的心之所向。虽然他未留下专门研究敦煌学的著作，但是在宣传、保护敦煌莫高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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