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月奉命回延安统筹指挥全国抗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共战斗了两年又八个月。这期间，朱德主要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离开总部最长的一段时间是1938年7月5日至12月2日，前后历时151天。总司令此行主要是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同时在沿途做了各党派、各阶层的抗日统战工作。

　　1938年7月5日，朱德一行离开驻在沁县南底水村的八路军总部，踏上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征途。他一路走，一路话统战，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在路上深入了解各地情况，不断给国共双方的抗日部队和地下党组织予以指示。从沁县出来后，朱德沿着沁河，于7月9日到达安泽县马壁村，他迅速电告彭德怀、左权等，“在途经沁河流域时，感觉此河两岸地形复杂，粮食亦多，可为晋东南最好的抗日根据地，望迅速创建”。7月12日，抵达沁水县端氏镇。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朱德讲解了著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7月15日，朱德与军代表会面，拟定共同抗击日军部署：徐海东旅位于山西沁水、阳城公路以北地带，打击驻松恩之敌。我唐天际支队与军杨觉天旅位于山西晋城、阳城和河南邵原之间，南北袭击西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军骑四师位于沁河以东山西晋城、高平及河南博爱、修武之广大地区，袭击敌之交通线月底，朱德抵达阳城，指示当地党组织“迅速壮大党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

　　8月8日，朱德从阳城到绛县，听取绛县县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工作后强调：“要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他们组织到抗日战线上来，这是抗战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离开统战工作，我们就成了光杆跳舞，没有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依靠群众，加强武装建设。”“要壮大党的队伍，这是我们的核心力量。不要满足现状，要再接再厉，讲求质量，真正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

　　8月12日，朱德从绛县抵达垣曲，听取垣曲县委书记王唐文汇报工作后指示：垣曲县战略地位重要，要注意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每到一地积极会晤高级将领，沟通抗日情况，宣传共同抗日主张，解决八路军给养的困难。

　　8月13日，朱德在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及一个警卫连的护送下，到垣曲辛庄与卫立煌会谈。在盛大的欢迎大会上，朱德发表重要讲话，介绍了八路军抗战一年来的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并呼吁加强团结，同心协力，收复失地，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后，朱德与卫立煌长谈了整整两天。事后，卫立煌曾对他人说：“朱玉阶（朱德字，笔者注）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在朱德帮助下，卫立煌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积极抗日，帮助八路军解决了、弹药欠缺的困难。

　　8月15日，朱德从河南渑池乘火车到洛阳，与程潜会晤，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并建议第一战区部队与在河南的八路军部队靠拢，两个拳头合起来一齐打击日军。

　　之后，朱德乘火车来到西安。在这里，他多次应邀给各类学校、抗日团体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介绍华北战局和八路军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情况，会晤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接受《西北》杂志记者采访时，朱德强调：“争取华北的胜利，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是组织广大民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只要有团结，胜利就有保障。”并为该杂志题词：“精诚团结，巩固后方。”

　　8月22日，朱德离开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时，朱德转道山西吉县古贤村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半岛官方体育。为便于双方加强联系，与阎协商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在阎锡山召开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会上，朱德指出，只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打胜仗，日本侵略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三是通过同乡、同学关系，给爱国将领写信，宣传八路军抗日主张，募捐抗战经费和物资。

　　在西安期间，朱德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去信，信中写道：“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华北沦于敌手，寇焰到处，庐舍为墟。然敌人之空前残暴，适足以更加强我军民抗战之勇气与决心，更巩固我团结之精神。一年以来，华北抗战已有不少进步。机动而灵活之运动战与游击战之运用，广大群众之群起参战，政府军队民众的打成一片，使敌人在华北各地节节受挫，不得不局限其活动于交通要道及少数重要城市，并且在华北已能建立许多重要根据地。展望前途，殊觉无限光明。然敌寇虽消耗巨量实力，内外困难日增，而其冒险之野心，恐将愈加疯狂。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鼓励王缵绪为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动员人民，组织物资，“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接着，朱德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西北、西南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希望他“坚持长期抗战精神，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同心协力，缔造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以符合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另一封写给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朱德指出：“争取抗战胜利之首着，在于持久战；进行持久战之必要条件，则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一年来日寇侵略，虽予吾人以不小损失，但吾人仍拥有广大之领土、众多之人民、充足之富藏与无限潜在之抗战力量，诚能发挥此种力半岛官方体育量，实行军民一体、上下一致，各党各派弃旧嫌、抛宿怨，结四万万之心为一心，凝四万万人之力为一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加强各战场之战略配合，则驱逐敌虏，收复失地，建设独立自由幸半岛官方体育福之新中国，当指日可期。目前四川已成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丰厚之富源、英俊之人才，正大显身手之时。”最后，鼓励邓锡侯“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

　　8月25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在延安各界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朱德介绍了华北抗战的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号召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

　　在这之后，不断有机关团体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在报告中，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外，还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说：“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半岛官方体育十余万人，要给养，还有伤病员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50余县。”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9月14日至27日，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9月29日至10月21日，又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10月2日、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朱德明确提出八路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19日，又在会上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全党全军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以渡过目前的困难时期。”

　　10月22日，因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根据中央决定，朱德乘飞机赴汉口。当晚，朱德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蒋介石，了解全国抗战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详细谈了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朱德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军是一定能够打败的！可以说，蒋介石能在后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方针，是与朱德、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之后，朱德夜宿郭沫若家中。次日晨，郭沫若作白话诗相赠，朱德以白线日，朱德飞返延安，继续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25日，朱德在会上汇报在武汉了解到的政界、军界各方面人士对继续抗战的不同想法和动向。会议期间，朱德还看望了抗大第四大队第十队学员。得知这个队有6个县长、1个团长，还有华侨青年时，就到窑洞里与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后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他对马来亚华侨青年李泗美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很不容易呀！我们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种精神很可贵！”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在延安处理了一些事务。11月下旬从延安到吉县，再次会晤了阎锡山，鼓励阎坚持抗战，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没有根据。他还应邀为晋绥军校尉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话，指出：“全民的全面抗战，过去没有做到，现在已经逐步地向着这条路上走了。广大民众的组织的发动，军民打成一片等现象的形成，这都是走上全面抗战的基础。这种形势，完全是由于民众保卫他们家乡的动机促成的。因此，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各种方法去对付并打击敌人，陷敌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自然，这种成果，不单是靠我们的武力，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争取到的，如利用良好的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把当地的党政军民组织起来，作为坚强的堡垒，使敌人机械化的武器完全失效。”11月30日，朱德和彭德怀就冀南的反摩擦斗争提出原则：“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这个原则可以说是朱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