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官方体育战火能转达几种分别信号?长城边前人的生计细节领会下
长城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防御作用,除了因为有坚固的墙体和无数的城、堡、塞之外,还因为有较为严密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与长城有关的军事信息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长城文化。
烽燧在汉代被称为亭隧,因为驻有戍守又是望警的烽台。汉代长城沿线的烽燧,按照形制和功用可分为两类:一是与长城同线的烽燧,主要作用是下传烽火警报、传递邮件、守护长城、保卫边境,它的任务主要是警备和固守边塞,兼有瞭望报警的作用,可称之为塞烽;另一类是瞭望报警烽燧,是一种延伸出长城的瞭望线,如伸向罗布泊的烽燧线,以郡府为中心,向郡境四周边作辐射状展开,四处延伸修建在各地制高点的烽燧,其主要作用在于候望及向郡府传递情报,瞭望报警,基本上不承担抗敌保境的作用。
烽燧传递报警消息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军事任务,为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有条不紊,汉代的郡府与都尉府都有制度适合本地区使用的《烽火品约》,品约中的品是指登记,约有约定之意,若未经约定,在传递信息上便有会产生另一障碍,汉代边塞将敌情分为五类:
1.敌十人以下在塞外者。2.敌十人以上在塞外,或一人以上、五百人以下入塞者。3.敌千人以上入塞,或五百人以上、千人以下攻亭障者。4.敌千人以上攻亭障者。5.已被敌人攻下临近的障城。
1.昼举一蓬,夜举一苣火,毋燔薪。2.昼举二蓬,夜举二苣火,燔一积新。3.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二积薪。4.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三积薪。5.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火。
这里的“蓬”是以缯布制作,白天有敌情,在烽火台下用桔槔或辘轳升起,使后方传递烽火信号的边士卒见而知之。苣火是用柴草堆积,白天有敌情,则在烽火台旁点火燃烧,白天可见烟起,夜间有敌情,则将苣薪插在烽火台上的木橛上点燃。烽燧戍卒在平日执行勤务时还要用土给积薪涂垩土以防止积薪被雨淋湿或者被大风吹散。发现临近烽燧有敌在烽火台下也燃烧一定堆数的积薪,以便后方望见火光而传烽,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传递报警的方法。惟有“亭上蓬”和“离合火”分别为危急信号。当敌人已占领烽火台下的障城,烽火台受到直接攻击时,白天则在烽火台上挂起“蓬”,夜间则在烽火台上举离合火。
唐杜佑《通典守拒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烽火台的结构和应用情况:“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半岛官方体育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书石、垒木、停水瓮、千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因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汉唐时期燃放烽燧的方法及报警制度,大同小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时,对烽燧做了如下说明:“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文中的“桔皋”是可引物上下的高架子,兜零指笼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宋朝学者陆佃在《埤雅释兽》中写道:“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其实,大凡食肉兽的粪便,其烟都有这种特性。
因为古代燃放狼烟报警,在古代典籍中,“狼烟”竟成了“烽火”的同义语,“敌兵”的代名词。狼烟也成了边陲风光中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因为狼烟燃放得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影响到边关乃至内地的统帅们对敌情的了解和判断,影响到战斗的胜负,所以古代军事家们对狼烟的燃放作过认真研究,在有名的《卫公兵法》中,就对燃放狼烟的烽火台的选址、建造和相互间距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规定,即使兵马行军途中宿营,也要在营寨百里之外设临时性烽火台。王维有一首题为《陇西行》诗中称:“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此诗描写的就是河西边防上紧急报警的情形。一方面,军情紧急,另一方面,边关又风狂雪暴,隔断了烽火上联络、报警的狼烟,边防警哨没有办法点燃烽火报告军情,只得用驿骑策马扬鞭,火速一站一站地往下传递紧急军情。可见烽燧制度影响深远,对诗歌、建筑、讯息等的出现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驿传,在我国起源很早,据相关专家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就有了驿传制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驲传”的记载,所谓“驲传”就是指驿站专用的车辆,《说文通训定声》称“车曰驲,曰传,马曰驿,曰遽”,因为传递文书讯息主要是用车用马,故驿站亦称驿传、传驿或置驿、置传、邮驿等。《韩非子难势》中则描绘了古代驿传的基本建置和传递速度,“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汉代半岛官方体育,在各地传舍(即邮差休息的房子)15公里置一驿,供驿传者休息、停留,并由邮亭传递公文信息,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驿使画像砖就描绘了“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生动场景。我国在1982年8月25日曾发行过一枚邮票,邮票图案采用的就是这副《驿使图》,此副《驿使图》不仅对史书中关于驿传的记载相印证,而且也成为我国邮政史的珍贵图片资料。
自隋以后,驿传隶属于兵部,直至清末,可见驿传与军事联系密切,邮驿在唐代得到空前大发展,当时官办的驿站以京都长安为中心四方并联,15公里有一驿,还在水路设水驿,驿有驿田,设驿长。
明时驿递也十分发达,各州府县均设驿站,有水驿、马驿、急递铺、递运所之分,驿站所需人夫、马骡、车船等,作为差役,由当地州县府官府向民户编派。武威著名的古驿站就有大河驿、靖边驿、黑松驿、岔口驿等,驿传制度所带来的驿传文化,对清朝以前文书的传递、交通设施、军事制度等都产生着不小的影响。
河西走廊地势平坦,水草丰美,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的各种民族。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是河西早期的居民。秦汉之际,匈奴逐走月氏、乌孙,控制河西。西汉时,经过河西之战,匈奴被彻底击败,降汉匈奴被西汉政府安置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称为“五属国”。从此,“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译(罗布泊),空无匈奴”。
为了巩固开发河西,西汉政府不断从内地移民到河西四郡。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内地的汉族农民,还有一些犯人和被贬谪的官吏。大致分为五类人:一是“关东下贫”,即函谷关以东的贫苦农民,这占绝大部分;二是“报怨过当”,即刑事罪犯;三是“悖逆亡道”,即反叛性的政治犯;四是屯垦戍边的士兵退伍后,接家眷在此落户;五是某些少数民族迁居河西。
西汉的大规模移民,使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西汉政府向河西移民的同时,为充实边防力量,扩大国家所有的耕地面积,增加赋税收入,还在河西实行屯田政策。屯田是利用守边戍卒,一边垦殖,一边戍守;一方面当农民,一方面当士兵,二者相互结合的一种措施。本来,戍边是西汉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西汉政府便以戍卒的名义,把大批的内地农民调发河西,让他们在屯田的名义下守边和垦田种植。同时,又招募良家子弟,并调拨刑徒等参加屯田。还调发一些已经失去职务的官员,到河西负责屯田事务。所有戍卒在屯戍期间,完全是以农民的身份来服徭役的,他们每年应该缴纳的赋税,还必须照常完成。在河西屯田区内,政府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工作,大量推广和采用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使用牛耕。因此,农作物亩产量和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河西屯田既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还开发了河西,加速了西北各民族的融合。从此,河西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在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与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中的画像砖上,就有汉以及魏晋时期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它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屯垦的历史情景。文物工作者给它起名《屯垦图》。图中,士卒们持盾、矛,在武官的带领下,排队行进;紧接着就有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想见,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了多少万年的土地唤醒,使它变成了块块绿洲,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明王朝为了加强国防,在全国遍设卫所制度,卫所有固定兵每卫5600人,每所1120人,全国总计329卫,总兵力170多。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供应就是很大的问题。于是,明朝统治者吸取前代经验,设立了卫所士兵屯田的制度,规定正军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卫所与屯田相结合,以屯垦自给。当时,明朝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务,在长城沿线个镇,其中河陇地区就占了3个镇,分别为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河陇三镇处于西北边陲,驻军十七八万,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供应问题就更大,屯田便显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甘肃镇地处河西,既防御已被赶到北方但不甘心失败的蒙古贵族势力,又要扼制西域,还要阻隔蒙古与吐蕃的联系,地理位置和军队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明王朝对河西的屯田非常重视。据《河西志》记载,明朝初年,朝廷大量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向河西移民屯垦。来者,每人授田五十亩,又给牛只,籽种,教以种植方法。
由于实行屯田制度,使当地荒田得到了大量的开垦,使边地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同时,军民收获有所增多,这样又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减轻了人民的劳役和赋税负担。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凉州、西宁、永昌、肃州、庄浪卫所的正军已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边防的加强和巩固,又使内地移民与边疆各族能在经济上取长补短,生活上互相影响,安定了边疆,并且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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