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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1月20日上午，忽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旁听组的通知，邀请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杜聿明、郑庭笈、、沈醉、杨伯到历史博物馆礼堂旁听公审、反革命集团大会。我们如时到达，坐在我们前面的，便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人。我们眼看到林、江集团的10个人一个个押到被告席上，公审大会显得庄严肃穆。旁听公审的次日，我在全国政协礼堂邂逅杜聿明，我问他对于昨日参加旁听公审大会的观感如何。他说：“我曾经对你谈过，对‘’根本不摸底，虽然‘’被粉碎后，在《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报刊上，出现了对‘’贬为‘十年浩劫’的名词，我感到是公平合理的四字评语。但又感到还不是法律上的定论，……通过昨天旁听，聆听了长达万余言的起诉书，也就可窥全豹了。虽然起诉书是具体控告林半岛官方体育、江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种种滔天罪行，还不算是全面的作出结论，我坚信中国中央一定会引为殷鉴，进一步作出拨乱反正的结论的。”1948年秋，淮海情势紧张时，蒋介石一再要白崇禧到蚌埠设指挥所，以指挥徐州作战。国防部第三厅人员曾在电话上问我：“蚌埠指挥所的房屋和通信设备等都已布置好了，你们什么时候去呢？”当时蒋介石想以白崇禧这张王牌去应付这个严重紧急关头，主要还在于白担任蚌埠指挥时，可以多抽调华中几个军去参加徐州作战，白才不会掣肘。白同我商谈这件事时，曾提到徐州方面的邱清泉等骄兵悍将不大听指挥，蒋又惯于自己直接指挥他们，指挥上不顺手，表示坚决不愿去。最后蒋要白去南京面商，白去南京几日后打电话到华中“剿总”对我说：“我今天坐飞机回去，总统要我先飞到徐州去看一下，你看怎样？”我说：“看了又不在那里指挥，不好。”白便从南京坐飞机直飞汉口了。白不愿去徐州指挥的目的，是为控制华中若干个军的实力和地盘，作以后有利于桂系的打算。他对淮海大会战全军覆没的惨败前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顾祝同很会做逢迎吹捧的工作。他叫人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摘录下来，编印成书，印刷成册，大批送人。我在1943年就代他做过这个工作，由他的秘书统筹指导，那里的高参几乎都参加了这个工作，摘录的重点、方式听由该秘书指导。在工作开始前，该秘书就告诉我们要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据我所知，大概出版至第六册，实际上并无人看，顾祝同的目的想也不是为一般人看的，而是为使蒋介石知道对他的忠诚崇拜而已。1966年下半年，开始了。全国各地不少“造反派”不断来外调，问这问那，有的还盛气凌人，采取逼供的方式。施存统很反感，尤其对许多老同志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很想不通。对批“黑修养”，他更不理解。他对我说：“多年来，《论员的修养》一书，是党员们必读之书，我这个非党人士也看过好几遍，觉得很有教益。如不是病，真想写篇文章，抒发己见。”他说话时心情非常激动，经我再三劝说，才平静下来。是很苦；各种文告大抵用英文，偶尔有中文。我们一入燕园，如同到了外国一样。就是教授讲课，有些全用英语，有些中英合璧，有些用些英文名词；据说讲国文时都有用过英语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因此，不会英语在燕大是不能吃香的。还有些人自称有“三恨”：一恨不是碧眼黄发，二恨不是鹰嘴鼻子，三恨肤色不是粉白。对于辜鸿铭的英文，我们英文系的学生是佩服的，对于他骂外国人的话，我们都觉得痛快，可是对于他的保守思想、顽固脑筋，我们真不敢恭维。他对于一切新兴事物都成见很深。对于新文化运动，他始终反对，认为这是一班留学生“用花言巧语，哄骗社会”。对于学生办杂志、写文章，他也反对，认为年轻人见解不成熟，写出文章会贻误苍生。他在我们的班上说过，他留英时曾和两位同学相约，不到四十岁不发表文章，后来他们三人果然都做到这点。他也常说，只有死猪、死猫、死狗才浮在水面，金银珠宝是沉底的。又常引述张之洞的话教诫我们：“有官气的该打，有名士气的该杀。”他只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国事无论怎样，也不要多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像广东戏里面的落难小生“上山学法”，等到学成本领，再出台时就会由小生改换小武扮演，在大锣大鼓声中出台了。1949年元月，傅作义在北平率部起义后，把在大陆各地所有一切财产开列清单，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国家建设资金（据可靠人士透露，所捐出的财产当时值旧币800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万元）。1950年秋初，傅作义把清单亲自呈交毛主席，受到毛主席的赞赏。但毛主席却谢绝接受这批财产。傅就向毛主席说：如果毛主席不接受这批财产，那他对马列主义也不能接受。当时毛主席高兴地笑起来，并紧紧地握住傅的手，连连说：你进步，你进步。主席当面告诉周恩来总理，这批财产，国家酌留一部，剩下的折成人民币存入银行，由宜生自行处理。毛主席还对傅说：过去跟过你的部下很多，今后还免不了要找你的。由此可见毛主席替傅考虑得非常周到。1946年，胡适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迁入了当时已成为北大教工宿舍的东厂胡同一号。东厂胡同座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北边，它因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八年（1402年）所设的文职宦官管理机—东厂而得名。到了近代，这里成为私人府邸，清朝的大学士瑞麟、直隶总督荣禄、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等先后在此居住过。为了纪念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胡适住到此地后，在向北平市电话局申请安装私人电线”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以示纪念。张文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搞好北京的城市建设规划，彭真把北京看了一遍又一遍，反复向各方面的专家征求意见，经过几年的调查，才写出报告，又经过反复研究听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再修改定稿后由市委报中央批准。他指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马路不能太窄，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北京市的汽车“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辆、上百万辆的”。关于广场的规划问题，彭真说：“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说世界各国还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有，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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