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国首次北坡登顶珠峰#贺龙：“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攀登，克服不计其数、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安全登上了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至此，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历史壮举。

　　1958年，面对地球上还未曾有人登上去的珠峰，中苏意欲联手攻克。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于1959年向珠穆朗玛峰挑战，并与当时中国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半岛官方体育登山集训队，首先在香山开始了训练。1958年8月，中国登山队奔赴苏联训练。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苏联列宁峰(7134米)。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联合组成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

　　按照计划，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依据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则调集大量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万事俱备，只待发兵。

　　1959年3月18日夜，西藏自治区发生叛乱。中方只好提出把登山活动推迟到1960年进行。1959年底，西藏叛乱平息后，中方主动函请苏方派员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派了两人来到中国，并去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

　　但在他们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后，终于透露出真正的打算——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已无意再与中国合作登山了。

　　就像当时大背景下经济建设项目等许许多多其他合作一样，登山合作协议也被苏联单方面突然无情撕毁。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这项登山活动顿时陷于瘫痪状态。

　　中苏关系大滑坡的1959年的严冬显得格外寒冷。但在北京的一间平房里却飘升着热气腾腾的中国人惯有的骨气与豪气。贺龙叼着那只不离嘴的大烟斗问面前的登山队长史占春：“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行不行?”

　　“能行!”史占春当时30岁出头，血气方刚，心里只想着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贺龙微笑着满意地点点头，斩钉截铁地说：“好！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很快，中国登山队决心独自征服珠峰的报告到了主席桌上。

　　旋即，报告就得到了批复。史占春拿到70万美金，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也在向登山队汇集。1960年向珠峰艰苦卓绝的大进军，被这些憋足了气的中国勇士拉开了序幕！

　　1960年3月19日，到处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之时，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山区却依然是风雪交加，寒风刺骨。中国登山队冒着严寒来到荒无人烟的珠峰脚下，在海拔5120米的一块谷地上建起了向珠峰发起冲击的大本营。他们在此竖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登山队正副队长分别是中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东北厂矿的职员，有西南原始森林里的林业工人，有驻守边疆的战士，有西藏高原农村的农民，有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者，还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学生。

　　根据中国四五年来进行高山探险的经验，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上，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攀登，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第一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二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海拔7600米的地方，然后再返回大本营。第三战役——再上升到海拔8300米。

　　在这三次适应性攀登中，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登顶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随着高度逐步上升，队员又能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此后的第四战役，就是要求队员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突出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海拔8848米的顶峰。依据以上计划，从3月到5月4日，开始了一次比一次艰难的适应性攀登。

　　三次适应性攀登之后，主力队员大都垮了下来，伤病皆有。到过8600米高度的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分头去日喀则、疗养，队干部也仅剩副队长许竞一人。

　　这时，一直亢奋的5120米大本营逐渐开始弥漫起失败、沮丧、绝望的气氛。虽说已经到达的高度与珠峰只差绝对高度200米左右。但胜利似乎还相当遥远，而中国登山队已付出相当代价。于是有人提出：只要上到8600米的高度，就是胜利。

　　转眼间已经到了5月中旬。珠穆朗玛峰随着天气渐渐转暖，绵绵雨季即将开始。再迟疑等待，中国人对珠峰的征服大概就要往后推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及时传来了北京的声音。时刻都在关注着中国登山队进展情况的贺龙打电报、电话指示他们说：“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600米的高度。”

　　党和国家的关怀与鼓励，令人精神大振。大本营里负责指挥的体委二司司长韩复东下决心孤注一掷。他找剩下的队员一一谈话，矮子里边拔将军，从运输队员里找了几个人，王富洲就在这时进了突击队，脚受伤的贡布也一跛一拐地进了突击队。当然还少不了每次开路的老黄牛刘连满。突击顶峰的敢死队就这样组成了。

　　在珠穆朗玛山区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等到之后，从5月14日起，开始登上珠峰顶峰的战斗。一批批运输队员陆续从大本营出发，先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以上，等待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的到来。

　　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勇敢的登山队员们一个个显得分外庄严和凝重。他们已饱识了珠峰的凶险，深知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对前途不再抱有盲目的乐观，但他们依旧抖擞精神，整装待发。

　　北京时间上午9时，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庄严宣誓……

　　登顶队员们在爬过陡险的“北坳”冰坡后，搭“人梯”冲刺最后380多米高度；到了海拔8700米的高度，胜利近在咫尺。而这时氧气也更加少，行动更加艰难。于是大家决定让刘连满留下，其他3人以最快的速度登顶。

　　当队友继续向顶峰前进以后，刘连满靠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下意识地拿起自己的氧气筒，看到面里还有几十公斤氧气，便套上面罩吸了几口，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头脑也变得清醒了，这时，他想起了正在与顶峰搏斗的3位战友，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严重缺氧的煎熬，这最后一点氧气也要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毅然关闭了氧气阀。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封短信，就静静地睡去了，似乎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他在信中写道：“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也许会管用。”

　　此时，继续与顶峰搏斗的3名队员正在苍茫夜色中艰难地向前行进。他们翻过两座60度以上的岩石坡，又开始向上攀。此刻，夜深沉，远处山下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头上闪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们都匍匐在雪上，靠模糊的雪光反射，仔细辨认前进的路，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愈发显得低矮，仿佛伸手即可触到，此时，它也在静静地等待着勇士们与它拥抱的那一刻。

　　就在距峰顶还剩5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是上，还是退?几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士毫不犹豫半岛官方体育，继续前进。他们干脆抛掉了背上的空氧气筒，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险攀登。

　　每前进一厘米，都要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攀上一米高的岩石，要花费半个多小时，他们就是这样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一寸一寸地与死亡搏斗，向胜利挺进。

　　在爬过又一块积雪的岩坡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登上了一个和积雪交界的岩石。走在最前面的贡布突然叫了一声：“再走就是下坡了！”他们举目四望，朦胧夜色中，珠穆朗玛峰一座座群峰的暗影，都在他们的脚下。他们对这一惊喜的发现感动不已，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他们终于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而这一创举实现得这样突然，在经历了几度的出生入死之后，竟是这样默默地、悄无声息地降临。

　　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北京时间4时20分，这已经是5月25日黎明前的时分了。

　　珠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积雪，北面是灰色的岩石，在积雪和灰岩交界的一块椭圆形地带，即是神秘而神圣的珠穆朗玛顶峰，这个为世界各国登山家梦寐以求的地方。经过近19个小时的搏斗，英勇的登山英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虽已极度疲劳，但胜利的喜悦却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和激动。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那面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来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石膏像，放在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王富洲摸黑掏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王富洲等3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双手又被冻僵，王富洲花了3分钟才歪歪斜斜地写完了这行字句。这时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羊毛织的手套里，也埋进了垒好的细石堆里。为了纪念登上顶峰的胜利，他们拣了9块岩石标本，准备带回北京送给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