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两会期间，本来主题不准备讨论医改问题，没想到由于医生和群众都对医改的“成果”强烈不满，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委员一句“谈了也白谈，白谈也要谈”凸显了广大医生和群众对医改几乎失去信心和耐心，医改问题被委员们摆到桌面上大谈特谈，反成了两会最热门话题。政府对此应该汗颜啊！

　　如何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政府对“医生”这个群体，到底是该“养”还是该“压”？近20余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是以“压”的态度对待医生：一方面，政府以全世界最少的投入要求医生保障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的健康。据了解，我国的医疗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全世界排名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至第五之间，而且这些钱主要消耗在医疗卫生管理体系中。有数据表明，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占生产总值的3.8%，而印度是19.7%，美国是21.5%，日本是23.3%；中国的钱往哪儿投去了？请看各国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5.6%，印度6.3%，美国3.4%，日本2.8%。另一方面，政府尽量降低医院的诊疗收费。以广西柳州的挂号费为例，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的挂号费均为3.5元/次，如果让人们了解到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职称的获取所需要的投入，真的不亚于开国际玩笑！而政府呢，一直在充当“好人”的角色：不断鼓吹医院是公立医院（主要体现在院长和书记是组织任命的），国家在不断出台新的措施让医院和医生少收费，国家在不断的保障患者即使没钱也可以在医院救治。比如通过惩治对患者没钱就“见死不救”的医院来保障患者的受救治的权利，但是在前些年医院一旦救治这些病人就由医院自掏腰包，自担风险（不过说实在话近一两年来医疗保险投入在增加，这种情况终于有了一些改善）。

　　但是，上述的措施让全体医生越来越失望，政府这种转嫁矛盾的方法，使医患矛盾越来越紧张，让医生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痛苦、困惑和心灵创伤，而最终伤得更重的，是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生病的，当他们生病而求助于医生的时候，医生一方面为了创收，一方面为了避免误诊漏诊的风险，给患者开出大检查、大处方、大治疗，最终患者伤痕累累！当然高官们是不必有这些担心的，这个大家都懂的。本届委员中的临床一线医师大胆承认了收红包、收回扣的现象，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都是体制逼的！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因为议员提出要削减医生薪酬而爆发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而者，不是医生，而是老百姓！因为，他们的老百姓明白，削减医生待遇的结果半岛官方体育，必然是老百姓遭殃。我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我国的民众和官员竟然不懂？！在我国，一旦出现医疗方面的新闻，充斥于各种媒体的，都是广大群众对医生的口诛笔伐！都在医生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医患双方本应该是一条战壕里共同对付疾病的战友，竟然同室操戈，互相残害，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状况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所改变！我不知道中国人民何时能够醒悟啊！

　　《环球医学》近期发表Normal Standard的文章《中国“高薪养医”可行吗？》，可供决策者一览。

　　医改以来，“以药养医”机制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已成为共识。如何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曾提出：首先要把医生高薪“养起来”，再让他们“不敢违法”。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高薪职业，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给医生阳光的高薪？“高薪养医”是否会让“看病贵”雪上加霜？“医生高薪”的阻力到底在哪里？ “高薪养医”能否真正解决“以药养医”问题？

　　人们嫌看病贵，时常责怪医生，为什么把这些贵药“推荐”给我？暴利药面目可憎。医生们又同样怨气满天，凭什么总要我们亏损，难道我们就应该是天生的活雷锋，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吗？随着医改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试图错误地用“以药养医”的机制去体现医生的高价值的劳动。

　　有人认为，让医生薪水降下来，有利于降低看病成本，自己就可以少掏一些钱。但高智商的医生群体却并不是傻瓜，这边诊疗费亏损了，那边药费检查费又弥补回来。最后的结果是，看病一样得掏那么多钱，医生的薪水还是那么高。当然，这样的高薪还是处于地下潜伏状态，你只能通过“心脏支架医生个个身价千万”、“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数百万回扣”、“可能60%以上的医生拿回扣”之类的片面舆论新闻来判断他们的收入究竟有多高？

　　有观点认为，“反高薪养医”是不可取的。当一个人是健康的，出于自私的心理，或者出于某种道德感的驱使，他们反对医生拿高薪，反对诊疗费提高。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在为公共利益说话。但实际上，这又似乎是一种假正义与伪道德。当一个人患了棘手的、复杂的疾病，他总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提供诊治，也总想得到最好的护士提供护理，更是总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药物来打退病魔。那么，只要是神智稍微清醒的人都明白，又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又想不花钱或只花很少的钱是件荒唐的事！

　　假如一味地反药品暴利，反医药回扣，让医生收入阳光起来，却继续坚持低薪养医政策。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稍微有能力和出息的人，会逃离这一个行业。那些真正得病的人会有烦，好的医生越来越少，更将意味着就医成本上涨，看病不贵不难才会是咄咄怪事。其实，那些贫困边远地区的人们似乎正在遭遇着这种类似状况的折磨。

　　经济学者汪丁丁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就应该使他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人们都知道，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我们之所以给医院补贴，让医生获得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来养家糊口。这样看来，中国医生也不例外，没有高薪，好医生乃至医疗的长远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中国医生甚至在几十年底薪体制下，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医患关系的威胁，仍然在坚守和支撑着全世界最大患者群体，他们不应该获得一份令人尊敬的、合法的、阳光的、体面的收入吗？

　　那些担心“高薪养医”会让“看病贵”雪上加霜的人是否既没有真正看清楚问题的本质，也没有具体分清当前的现状呢？即使在从当下中国的医疗投入和患者所支付的医疗成本来看，医生现有收入也仅占极小的份额，应该有很大的空间来提高医生的薪酬。现实的情况似乎是，医生在现行医疗分配体制下处于利益链的弱势的位置，“看病贵”和“药价高”的钱并没有用来高薪养医疗链条上最核心的医生，而是养肥了医疗流通环节中的“权利寻租”者和一批卖药的。于是医患冲突爆发，医生抱怨收入低还承担高风险，患者抱怨收费高还得不到好的服务，而那些“权利寻租”者和卖药的在旁边一边数着钱一边偷着乐，这是否才是医改首先最要改的问题呢？

　　医生薪酬的改革是涉及众多核心利益的重大改革，必然触及方方面面许多人的利益。有学者分析，实行“医生高薪”的阻力可能会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从官本位的角度，他们希望维持低薪养医的局面，减少财政卫生投入。二是药企和医院，医生薪水低，看病不值钱，体现不出自身价值。药企们才能更容易俘虏和公关，让医生甘心为他们卖药。医院也才能把医生当成业务员，让他们成为医院赚钱的机器。三是处于管理顶层的医生，在当下弊端重生的低薪养医体系下，他们成为肥大的利益既得者，自然害怕任何改革。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被某些错误舆论所绑架的普通百姓，在当前复杂的医患关系中糊里糊涂地分不清是非利害关系，还在为那些真正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

　　一些医疗暴利是可怕和令人担忧的，然而，更可怕和令人担忧的则是：一种医疗薪酬体制不可以成就的好医生太少！不可以让患者专门吃贵药，吃太多原本不需要吃的药。不可以让医生“变坏”！为了吸引更多的好医生道德执业，为了吸引最优秀的青年学子投身医学。根本办法只能有一个，就是高薪养医，而且要阳光透明的高薪养医。漠视了这个根本前提，即使再拿暴利药开火泄恨，也实在没办法让他们从市场中消失。

　　医生工资待遇上去了，灰色收入能不能消失？高薪的手段能不能实现医疗廉洁，各方观点不一，一直在争论不休。事实上，医生高薪养廉的作用，在一些医生廉洁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了应验，但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一是制度漏洞能够堵得住，二是对职务便利的约束机制是有效的。否则再高的薪水待遇都很难抵挡凡人那难填的欲壑。这和其他腐败现象是一样的道理，假如贪腐不会受到监管，非常容易，成本和风险很低，什么样的高薪也难避免贪腐诱惑。因此，只有高薪而没有有效的行业及职务约束机制也是很难行得通的。

　　过度医疗、药品回扣问题多年无解，且愈演愈烈，说明目前尚无有效的行业及职务约束机制。而建立有效的行业及职务约束机制首先要提高医生的阳光收入，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只有高薪养医与解决商业贿赂问题同步进行，以前者为前提，以后者为保障，才能逐步回归医疗的本质，孕育良医，造福百姓。否则，仅医生高薪，未必就不吃回扣了，而仅抓药品回扣，也未必真能见效。

　　“高薪养医”是医疗补偿机制的矫正，是将政府和医保的小投入撬动公众利益的大节省。虽然“高薪养医”的具体落实是一项十分复杂而重要的工作，不仅需要适度地提高对医生的投入，而且还需要行业和监察部门提供有力的保障，增强廉洁行医的监管，完善医药相关制度，提高医生队伍素质。但是，为了创建更适宜的“好医生”成长环境，避免医生“变坏”及时惩治那些“变坏”的医生，让更多的好医生专心执业，更为了吸引最优秀的青年学子投身医学，“高薪养医”之路是否值得一试？“高薪养医”的实施又能否就此成为中国医改的突破口和成功引擎呢？随着医改的继续，谜底正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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