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为抗日的先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指出，此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要“动员一切力量”，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全面抗战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有限，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

　　中国建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国际社会较少了解。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报道，因为这样无异于暴露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中国有了一定的公开性，国内影响也逐渐扩大，但当时的国共合作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也制约了国际形象的建构。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统治区从事地下斗争。由于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偏远农村或大山之中，在的重重包围下，与外界联系尤其是与国外联系极为不便。在苏联有少量关于的报道，但因苏联同英美处于意识形态对立状态，有关在这些报道和书籍中的形象，离被英美公众认知，还有相当的距离。

　　20世纪30年代，在海外的报纸以《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为代表。这两份报纸的受众主要是当地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华人华侨，内容主要是宣传的政策主张，包括中国各党派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被誉为“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两面鲜明的舆论旗帜”。但当时华人华侨在所在国人口占比不高，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对华人华侨的影响很难转化为西方主流社会的认知。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这一时期的知之甚少，的封锁也使在华外国记者和官员不易得到关于的第一手材料，关于的消息大多来自方面，被国际社会严重误读。正如斯诺在半岛官方体育《西行漫记》中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当时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形象的真实状况。

　　中国一直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到的严密封锁，对外宣传受到极大影响。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渐明确并深化了对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性的认识半岛官方体育。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指示，“为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主要通过接触在华外国记者等渠道，宣传政策主张，塑造国际形象。1936年7月，斯诺到达延安后，多次同他谈话，内容涉及苏维埃政府内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方针等问题。1936年8月，为《长征记》征稿事，等发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进行国际宣传”和“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扩大红军“国际影响”。1937年2月，周恩来电告延安，建议在红军中加强新政策的宣讲；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1937年3月，在会见史沫特莱时指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卢沟桥事变后，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也更加重视加强对外宣传，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要求搜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并加以表扬，指出其对“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指出，“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动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及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此后，中央创办了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194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1944年4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出通知指出，“望敌后各地区部队首长及宣传机关，注意指导并组织我军的对外宣传工作”。周恩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上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采取“宣传出去”和“争取过来”的方针。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后，多次会见他们，认为“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1944年8月，中央又从国际统战的高度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国际统战政策的实施成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增加许多便利”。

　　中央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构建国际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国际形象的建构工作在大后方主要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在下，南方局在国际形象建构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提供丰富的“原料”。国际形象建构的前提是让国际社会了解该主体的作为，需提供全面而丰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视办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毕竟“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抗战时期，这两大媒体充分发挥公开发行的优势，刊登了大量介绍政策主张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消息，成为大后方外国人士了解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开辟的这些渠道中，大后方的英美记者，成为传播相关事迹和信息的重要中介。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封锁带来的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国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战时期，大量外国记者来到大后方，其传播到国外的信息量相应增加;其三，外国记者的语言优势及对外国读者心理的把握，有助于相关事迹和信息在国外的传播；其四，在华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有与当局交涉的优势，能够突破对新闻记者的一些限制。因此，大后方外国记者在抗战时期国际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才能发挥重要中介作用。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自己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真实面貌，得到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

　　一方面，西方社会关于的正面报道大量增加。1940年12月，周恩来在致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至抗战后期，英美记者宣传的报道和书籍则更多。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显著提升。1944年七八月间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他们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承认已经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支持。如戴维斯指出，“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虽然加强对外宣传及海外人士对有关事迹和信息的传播，对国际形象的建构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内外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传是建构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功绩，宣传最终也会是无本之木。在会见赫尔利时谈到，“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